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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旅剧创作新收获******

　　一部军旅剧如何做到叙事和视觉同样精彩，多视角多维度还原军旅生活，对主创是个不小的挑战

　　《勇敢的翅膀》是一部以航空兵部队为题材的电视剧。在以写实手法再现航空兵生活的典型环境时，作品对“军魂”进行开掘、诠释，紧紧围绕飞行员的成长，展现了当代青年军人淬火成钢的历程。

　　《勇敢的翅膀》在题材选择、人物设定、故事讲述、画面呈现等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，可以说是军旅剧创作的新收获。

　　军事题材影视要着力表现英武和阳刚之美。这也是军旅剧创作的优势。《勇敢的翅膀》刻画了一组航空兵形象。在丰雷机组中，老机长丰雷、改型机长秦朗以及其他几位分司领航、通信、武控等战斗任务的战斗员，都热爱空军、热爱飞行，将军人的使命和担当看得很重。

　　丰雷和秦朗这一对“严师父”和“犟徒弟”，看似相逆而行，实则相向而行，这一矛盾主线的设定，是剧集的一个突出亮点。丰雷飞行技术过硬，荣获过两次“金飞镖”奖，心理素质强大，善于指挥、敢于管理。为了建设强大的航空兵队伍，他甘愿由副团长改任教员，将所有精力放在培养年轻一代飞行员身上。秦朗不是一夜之间由落后兵成长为英雄的。论对空军的热爱，论飞行知识和技术，秦朗各方面都是个“优等生”。但他有些自傲，优秀飞行员应有的心理素质不够。丰雷看在眼里，决心将秦朗从璞石雕琢成玉。

　　丰雷对秦朗爱之深、责之切。剧集以层层剥笋般的叙事，清晰呈现了丰雷帮助秦朗“过三道坎”。其一，在一次飞行训练中，心高气盛的秦朗其他飞行动作都做得很好，却犯下了起落架没有放实的低级错误，被取消改机型的培训，分流到“功勋团”——一个老机型团。失去了参加飞机改装的机会，秦朗一度消沉。此时，为他承担责任的副团长丰雷也到功勋团当了教员。丰雷带秦朗完成几次飞行，使秦朗过了不愿到“功勋团”的关。其二，秦朗在一次飞行突发事件中不能冷静处理，丰雷找航医询问怎样帮助秦朗克服心理障碍，以避免被停飞。其三，在秦朗救了空军老前辈，却被误判为撞人，被停飞时又是丰雷基于对秦朗的信任，和上级机关协同调查，为秦朗正了名。秦朗在师父严与爱的训练下成长。合作反恐的实战中，飞机被敌人导弹击中时，秦朗能冷静处理、安全迫降，丰雷机组立功。

　　作为一部青春热血的军旅剧，该剧融合呈现了励志、成长、偶像等元素。秦朗一代青年飞行员的成长历程，被正确诠释为由个人技术、个人素质向集体英雄主义的升华。丰雷在训练中，不仅向机组年轻飞行员传授技术和经验，更教育他们协同配合，追求一种集体才能形成的战斗力。剧中最后一次飞行，秦朗向在身旁的师父求问数据，丰雷答：“现在你是机长，你是机组的灵魂，你下命令。”丰雷经常对机组飞行员说的一句话堪称金句：“记住，一旦做了飞行员，你就有了两条命，一条是自己的生命，一条就是使命。国家的使命，人民的使命。”剧集主题在这里得到了升华。

　　《勇敢的翅膀》塑造热血军人形象时十分注重全视角、立体化叙写。他们每一次飞行都牵动着亲人的心。丰雷结婚十二年，在机场的时间多于陪伴妻子儿子；吴汉和妻子结婚后一直没有时间举办婚礼，新婚妻子王晓琳来队探望，小两口还没来得及说句体贴话，机场就来电话让吴汉回去开会；耿建设和追求他的女同学彭馨正要去散步，一看回营的时间已到，只好匆匆告别。机场上一旦响起警笛声，家属们最敏感、最揪心。剧中饱满的师徒情、战友情、亲人情，打动了观众。

　　剧集将航空兵部队敢于空中拼刺刀的精神融入与众不同的军营生活。画面上，或旭日初升，或晚霞满天，或夜色深沉，战机隆隆掠过，十分壮观。机舱内的实景拍得一丝不苟，战斗员的口令、操作准确到位。每次飞行后的讲评、复盘，提供的军事术语达到了教科书般准确。实景拍摄的飞行员一日活动，充分展示出军令条令之严，军容军姿之美。一部军旅剧如何做到叙事和视觉同样精彩，多视角多维度还原军旅生活，对主创是个不小的挑战。《勇敢的翅膀》跨越了这道门槛。

　　（作者范咏戈为《文艺报》原总编辑）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